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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背景下高校学术组织文化与其亚文化的博弈

时间:2017-09-13 14:44来源:www.lunwen.cn 作者:吴鹏 点击:
亚文化现象普遍存在于高校学术组织当中,辩证地看待学术组织中的亚文化有利于高校的健康发展。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不仅代表着一种组织活动方式的分化,其背后还隐含着种种复杂的社会权力关系,是社会政治结构深层矛盾的体现。这一方面是由于高等教育市场化进程
任何组织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当中都会因为特定的环境、工作性质、追求的利益、组织运行的规则、所遵循的内在逻辑及外在限制的不同而产生相应的组织文化。伯顿·克拉克曾说:“所有重要的实体都有它的象征的一面,这既是一种社会结构,又是一种文化。”[1]高校象征性的一面是知识,企业象征性的一面是利益,医院象征性的一面是健康,它是构成组织文化的最核心的东西。高校学术组织围绕着知识的研究、传播、生产在学术组织内和学术组织间发展属于自己的文化领地。这既是一种“文化主权”的宣誓,代表着同一群体共同的坚信信念、价值追求及所要遵循的活动准则,同时也是一种排他的界限标示,意味着它們之间是有区别的(这一区别最明显的表征是在学科的划分和专业的设置上)或者说是有条件的。学术组织中的亚文化群体也是通过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特殊的组织部落及组织文化,并逐步形成排他的种种条件以保护自身的合理存在的。亚文化不仅代表着一种组织活动方式的分化,其背后还隐含着复杂的社会权力关系,是社会政治结构深层矛盾的体现。这一方面是由于高等教育市场化的进一步发展过程中由经济体制、高校政策与规模、资源分配等要素的改变所引起的,同时也是学术组织对高等教育市场化的一种本能性的适应。 
  一、大学组织文化及亚文化概念的界定 
  傅雷特·休斯曾说过:“当一个群体组成了一点共同的生活并与其他群体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当他们占据了社会的一个共同领地并产生了共同的问题,或者是当他们有了几个共同的敌人的时候,文化便产生了。”[2]大学组织文化也有其自身特定的组织逻辑和联结方式,具有以教学、科研活动及所有高校利益相关者为载体,并通过高校职能展示其文化的特点。 
  (一)大学组织文化内涵 
  从组织理论角度来看,高等教育系统本身就是由生产知识的群体构成的学术组织[3]。伯顿·克拉克认为高等教育系统组织的要素包括工作、信念和权力。其中,信念就是指对组织文化中的价值、归属感、态度等方面的认同。大学组织文化指的是在大学这个特定的组织中,围绕知识这一核心要素,以教师和学生为知识活动的主体,以办学实践为客体,通过组织内部的教育教学、科研创新、生产生活等实践活动所创造出来的文化的总和[4]。也可以将大学组织文化看作是以高校工作内容、工作部门、组织方式与运行所遵守的内在逻辑规律和外在环境施加的影响为依据而形成的独特行为范式、价值观、思维信念及活动结果。 
  有学者根据文化的组成主体和存在形式将大学组织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及精神文化三种类型[5]。物质文化处于文化等级的最外层,具有外显性、客观性和可复制性,通过外在的校园园林规划、学校硬件设置设备、教师学生学习生活条件、学校徽章及旗帜等形式予以表现。这些文化是可以观察的到的,是容易理解的,并且能在一定程度上彰显出大学的特色和个性。物质文化的影响和作用是外在的,同时也是容易改变的。制度文化处于中间层,从宏观来讲,制度文化是指政府、社会、大学在责权分配上的关系;微观上是指大学内的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学生权力在高校管理权限上的分配。制度文化的载体有国家颁布的相关法律、学校制定的大学章程以及各个学院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等。从效能上来看,制度文化能起到规范大学组织中各个利益相关者的行为习惯和奖赏细则、运行规则的作用,是保证大学组织独立运行的先决条件,也是其对外解释的核心准则。制度文化在不同国家中可以具有相似性,但不具有复制性,因为制度文化要在一定层面上反映国家的意志和利益。最后一个层面是精神文化,可以说是极其隐晦但又是极其明显的。隐晦的一面从字面意思上看就是能感受到却没有固定模式可寻,要想认识它只能设身处地地去感受而不能言传;其明显的一面表现在,每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上几乎都有其发展历程、历史上著名的校长或教师留下的校训或精神。组织由于自身的目的而为当前赋予了情感色彩[6],以使组织成员产生归属感,催升教师潜在的事业热情。 
  不管组织文化处于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它们都会因为外部环境变化和内部的发展重组而在内部发生分化,产生不同的文化部落。这也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谈论的亚文化问题。 
  (二)亚文化概念的界定 
  亚文化(subculture)首先是一个相对概念,是相对主流文化而言的。不同地区对此有不同的称谓,比如我国港台地区称其为次文化、副文化,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帕克称之为边缘文化[7],甚至还被称为反文化,我国大陆地区基本使用的是比较折中的一个说法——亚文化。支持反文化观点的学者遵循的是相对立的逻辑,赞成亚文化观点的学者遵循的是社会与社群相区别的逻辑。笔者借鉴弥尔顿·英格尔的观点来区别一下亚文化与反文化的区别:亚文化是一团体的行为规范有别于其所属的规模较大的群体的行为规范而形成的文化,反文化是指一团体与其所属的较大群体的关系紧张甚至发生冲突而形成的具有特定行为规范的文化[8]。本文谈及的亚文化是相对于传统的、与主流有所区别的亚文化。 
  美国学者波普诺从人际结构组成的视角出发,认为亚文化是人们所在群体内因为具有某种特殊文化要素而构成了他们特定的人际关系结构[9]。澳大利亚学者盖尔德则从行为组织结构理论的视角出发,将亚文化定义为:某一群体因具有不同的兴趣习惯,而在看待或处理事务时表现出非常规的群体意识[10]。意大利学者葛兰西从阶级结构视角将亚文化看作是处在从属地位的阶层与处在主导地位的阶层通过“协商”和斗争最终取得的政治文化成果[11]。从以上三位学者的观点来看,亚文化一般是指在某一组织中因具有特殊文化要素和不同的兴趣习惯而导致在阶层上有所分层,并在新的组织当中产生了一套有别于主流社会的意义系统、价值取向或行为方式。通过对亚文化概念的界定,可以推导出学术组织亚文化是指在学术组织当中,因学术主体围绕知识生产而在学术团队人际关系组成及标准、学术问题选择及探究、学术资源及权责利的分配、学术活动的组织及评价等问题上有了不同的意义系统或价值取向,最终从大的组织中分化出来的某一群体组织所具有的特殊文化。
 (三)高等教育市场化对学术组织的冲击 
  学术组织的文化特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化不断改变的。比如,美国学者斯劳特和洛兹在说到美国高等教育模式的转变时说道:“过去,高等教育把公众利益置于首位,避免卷入市场,而现在却认为维护公共利益最好的办法就是高校应该涉足商业活动。”[12]全球化给高等教育带来的最大冲击就是将大学由“象牙塔”变成了“社会服务站”,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及国家政策的改革使学术组织文化发生了“变异”。从纽曼提出大学理念到洪堡建立了柏林大学,再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成立,这一系列的改变不仅仅是大学的使命所致,还有大学文化及亚文化的博弈。学术组织亚文化虽不能说是在市场化的背景下才开始显现的,但的确是因为市场化的到来而在不断发生变化。黄瑞玲在《亚文化: 概念及其变迁》一文中说道:“当代西方亚文化是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其产生与发展有着深刻的经济、文化和社会根源。”[13]资本主义经济强调的是个人主义与经济效益,其经济资源分配结构的不断改革必然会导致高等教育走向市场化,高等教育市场化持续发展为大学组织亚文化发展创造了条件和基础。此时,组织中必然会遇到如何重新确定目标和如何使用权力来实现这些目标的争论[14]。这只“无形的手”将赞成传統信念的群体与支持改革创新的部落相隔离,并随着市场作用的加大而不断强化,两个组织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 
  二、市场化背景下学术组织文化的博弈 
  随着市场化的持续发展,大学组织为满足市场需要,在大学职能定位、内部管理体制、部门责权划分、学科建设规划等方面都进行了较大的改革。改革的实质就是在大学利益相关者之间重新划分资源和权责,这必然会引起组织群体的内部分化,因为改革必定会导致其中一部分人失去他们原来拥有的地位和资源。因此,他们就会通过成立新的改革组织群体来表达他们对大学组织传统文化逻辑的看法。他们在被称为“亚文化”群体的同时,也将其他人看作是“亚文化”群体。于是就在坚持传统与坚持改革之间划下了一道鸿沟,各自信奉着不同的文化。罗比特·恩鲍姆在《大学运行模式》中说道:“当个人或团体通过实施积极的、建设性的计划不能对组织发挥影响的时候,他们就会通过成立反对组织来维护自己的影响和地位,从而也加强了组织的保守性。” 
  (一)大学使命变更中对“亚文化”的否定与肯定 
  纽曼曾经说道:“如果大学的目的是科学与哲学的探索,那么我真不明白大学为什么要招收学生。”[15]在工业社会逐步取代农业社会的背景下,纽曼对洪堡提倡的教学与科研并重的大学理念抱有怀疑是因为他觉得在大学里做科研就是一种“亚文化”,就像我们今天觉得一所大学里如果不注重科研会被认为是一种“亚文化”一样。在他看来,学校最应该倚重的是学校历史与人文底蕴,而不是将科学发明作为其成功的指标。他看到,学校将资金转移到科学研究而不是学生发展上,教师将时间花在了科研上而不舍得为学生量身设计适合他们的教案,学生追随导师那棵大树的影子而不是去知识的森林里种下属于自己的希望。更严重的是,“自由教育工程遭到背叛并彻底失败,我们被告知,教学贬值,而科研受到推崇,但科研又越来越与现实世界的要求或与“普通读者”的理解能力相脱离 ”[16]。如今高校机构存在的一些现象似乎证明了纽曼当时的担心是有一定道理的。纽曼的大学理想与洪保主张的科学研究的争论,最终是以后者获得在大学立足的合法性而告一段落的。但大学里的教学贬值也引起了部分教授的不满,他们认为这改变了教授与学生的相处方式,学校重心也发生了偏转;他们会觉得科研的加入给大学组织文化底蕴掺杂了不该有的功利性文化,所以他们属于“亚文化”群体。可是历史证明,洪堡大学最终取得了成功,成为当时世界各国大学参考学习的模板。就像当前大学角色的变化,首先是由民族文化使命的衰微所决定的[17],它们有被取代或被同化的危险。教学就像大学原有的“民族文化”,但随着科研重要性的提升,这种“民族文化”虽然没有被取代,但确实已经被同化了。大学组织使命变更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对大学组织文化的再认定。 
  同样,“洪堡的柏林大学正在被玷污,就像柏林大学曾经玷污牛津大学的灵魂一样。大学已发生了深远的变化——通常是朝向着它们所参与的社会演变的方向,学校关心的不再是学生,而是社会需要”[18]。当前知识经济正主导着世界格局的发展,并最终将工业社会留在历史的角落里。市场化时代背景下,科研不仅仅只能为国家或者是知识本身而发展,还得更多地与社会取得广泛的联系。高等教育市场化再一次激起了学术组织文化与亚文化的争议。之前的“战场”不管怎么争论,大部分还是发生在“象牙塔”圈子内,如今大学随着市场化的牵引,已经变得更加世俗了,所以学术组织被冠以“知识工厂”“服务站”的称谓。就像克拉克·科尔在《大学之用》中说的一样:“这里将只表现为一个熙熙攘攘的知识集市,而不再是一个相濡以沫的知识社群,充斥在这里的也只是知识摊位的尖利叫卖声,而不再是研究过程中无功利的共享快乐。”[19]通识教育再一次受到重创,它们变成了没有足够专业能力教师(或是兼职教师)汇集的“垃圾场”[20]。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变成了老板和员工,教师与大学组织的关系也不那么牢固,因为他们将个人的成功放在了首位,至于作为这类集体的学校反而会在他们的成功中遭受失败。同时,它也放低了自己的身段,接受各种社会使命,并且在织机构里面没有人觉得这是个丢脸的事。所以,学术组织机构中新的文化氛围被建立起来了,而且是以经济为中心。那么,之前以人和知识为中心的组织机构或团体现在是不是会被称为“亚文化”呢?学者中对此有不同的声音,因为他们对高等教育履行该使命表示怀疑。但目前确实有大量的专著在怀念大学于传统理念关照下的光辉使命感,同时,也有大量的文献在赞扬今天大学职能改变带来的丰厚成果。所以格罗斯和格兰布斯奇才会说道:“现在关于大学使命的问题不在于学校清不清楚自己的目标,而在于它们同时接受了大量互相矛盾的目标。”[21]所以纯粹以科学研究为主旨的大学组织文化再一次被实用主义文化所否定。
 (二)资源竞争对大学组织文化的影响 
  从外部看,市场经济是大学组织文化发生改变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财政压力和问责制兴起背景下,各国纷纷开始推行绩效拨款政策。绩效资助的前提是需要大学组织提升自己的竞争优势,竞争有良性竞争,也有非良性竞争。良性竞争能提高组织参与的活力,促其提升质量,竞争也是以奖励为主,非良性竞争则更多注重的是效益,并有可能会损坏其他参与者的利益。比如,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在2007年前实施的PF1中规定,在州政府总拨款金额不变的前提下,根据大学组织机构对指定指标完成度来分别拨付资助净额。这就意味着,某些高校获得的额外金额是建立在其他高校组织机构减少的基础之上的,这种竞争并不能体现出政策的奖励性,更多的是以惩罚为主[22]。这样的竞争不但不能给大学带来活力,可能还会出现一些负面的影响。还有一种非良性竞争是绩效指标制定上的不合理,比如在Kevin & Blanca关于美国佛罗里达州绩效政策消亡原因中提到,该州在完成指标衡量上是将高等教育机构与其他大学的平均水平相比,而不是与本机构之前的表现相比,因而失去了众多大学组织对PF1的支持[23]。因为这种竞争使得声誉较好的机构与二年制机构处于不平等的位置。也就是说,声誉较好的机构不用怎么努力也会得到更多的资助,而二年制机构则会相反。这样的竞争文化会增加部分群体对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的抱怨,从而产生抵制情绪。Pfeffer和Salancik将用于促进绩效资助的“行动理论”视为高等教育领域中的资源依赖理论,并认为高校是最大的受益者。只要被足够的资金吸引,他们就会通过努力去竞争所有能得到的资源[24]。而过度注重竞争本身则会导致资源分配的极端化。比如,美国联邦政府将80%的教育资助划给了只占全国学生人数10%的一流大学[25]。但这只是对政府提供资源的竞争,就如迈克尔·夏托克所说的那样:“没有任何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是仅靠政府资助就能够维持其竞争力的。”[26]社会的进步需要竞争文化的存在,但如果完全地将商业化的竞争手段运用到大学组织当中,而忽视大学本有的文化属性,那么这样的竞争是不会取得长期成功的。公平和效益是大学组织竞争文化中所要考虑的主要逻辑,它们不可能同时得到兼顾。 
  (三)大学部门之间组织文化的激化 
  从内部看,学术组织本身的特性也是组织亚文化衍生的一个主要因素。对此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学术文化与行政文化之间的博弈与权衡。比如,对教授行为影响更大的不是管理者的指令,而是学校或其他学校的惯例和文化以及参与人员的背景和社会化程度[27]。学术组织是一个松散联合的典型特例,这就意味着很难通过管理者的协调来控制他们遵循什么样的行事逻辑。但也正是因为其松散的结构不利于市场机制对效率与效益的提高,才需要行政部门对此作出改进。从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来看,行政权力是保证学术组织正常运行的保障,因此是合法化的;学术权力是学术组织内在逻辑的体现,因此也是合理化的[28]。它们本不矛盾,但它们在权利性质、权力运行逻辑、权力主体上存在根本性的差异[29],这也使得学术文化与行政文化之间的博弈得以存在。 
  学术权利是以自主和个人学术专长为基础的,并带有极强的专业性,在运行中注重非正式的交流,其成员更多是基层教授,他们更关心的是成果质量;行政权力则带有强制性,在运行中多以自上而下的命令式方式强调服从,其成员中基本不含有基层学术人员。所以行政人员会觉得学术人员自私自利,是不愿承担法律责任、对管理成本没有概念的人;学术人员则认为行政人员专业知识不够、不懂得变通、不理解学术逻辑[30]。特别是在市场刺激下,为了获得更多的教育资源,为了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关于行政部门与学术组织之间权力划分的争论越来越激烈。如有关财权、决策权的重新划分,有关责任与权力的重新定位等。在倡导“去行政化”的同时,行政管理部门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而现在,对这两种不同声音的处理原则,很大层面上是以市场效益来决定的。但如果行政管理部门权力过大,那么由行政部门提出的创新工作则可能会在实施过程当中激化术人员与管理人员之间的矛盾,加深相互之间的对立情绪[31]。正如拉姆斯登所说的那样:“许多大学所犯的基本错误就在于相信组织结构可以凌驾于文化基础之上。除非文化也能‘变化运转’,否则没有那种组织结构是永远有效的。”[32]组织部门之间存在文化差异是由组织部门特殊的运行逻辑、问题选择与人际关系所决定的,它们的存在本就是为了权力的制衡,而并非是要将另一方压倒。 
  (四)学科建设过程中的学科文化 
  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对大学提出的社会化需求,世界各国都对大学学科建设展开改革。而改革的方向逐渐向国际市场相关的技术科技中心倾斜,也越来越注重应用学科的研究,强调全球性的知识产权。罗恩·巴尼特认为这种高等教育的“实用性趋势”表明了高等教育课程设置正在从学术能力向实际操作能力转变,也表明了谁决定什么是有用的知识、谁的话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权力关系[33]。如果学科建设过程当中都以实用型为主导,那么人文学科会被看成是“阻碍”大学发展的“亚文化”学科吗?它们在招生、就业当中是否已受到了排挤和抵制?是否会对它们造成“消亡危机”?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已经改变了大学机构里的文化气息,从校长、招生处、教授、学生那里都可以看到对应用型学科的偏爱和对人文学的冷漠。比如,有的学校规定,本科生换专业可以从师范型转向应用型,但反过来是不可以的。 
  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大学内部进行了大量的学科分化与重组,使得原本同属一个院系的学科突然拔地而起形成了一个独立学院,所以我国大学普遍存在较多的学院,而且是学校等级越高,学院数越多。有数据统计表明,我国有 6 所重点大学校平均设置 213 个学院,而全球 30 所著名大学平均只设有 97 个学院[34]。這至少能说明一个问题,我国在学科建设改造中存在严重的学科分化现象。学科在某种程度上是由相关系科的存在来确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系科都代表一门学科[35]。学科发展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以其他学科为基础的。试想一下,如果没有数学知识基础,牛顿还能发现万有引力吗?学科分化是知识拓展和深化的必然结果,但以分化学科成立新学院作为解决行政职位安排或内部人事调动的手段,这种“亚文化”主导下的做法是不符合学科发展需要的。托尼·比彻说:“在学科分化的趋势中,其被分化的部分在自己的知识领域越挖越深,在某些情况下会挤压掉学科的整体性,并威胁到学科的统一性。”[36]因此,学科建设还得是以学科自身发展逻辑和学科文化为基础,毕竟学科内在文化才是学科独立存在的前提。学科建设是走向分化还是走向综合,不能简单地根据社会需要,还要遵循学科内在的文化逻辑。就如有学者说,大学可以尽力满足社会需要,但不是社会想要的。
 三、大学组织文化与其亚文化的制衡 
  大学组织文化与亚文化更多的是以共生关系存在的,亚文化产生于主流文化的分化过程当中,亚文化经过发展也会变成主流文化。它们围绕知识生产而在学术团队人际关系组成及标准、学术问题选择及探究、学术资源及权责利分配、学术活动组织及评价等问题上有分歧,所以它们之间存在博弈。亚文化的出现本身也是文化冲突的征兆,是组织文化冲突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37]。同时,它们之间也存在着互相制衡。制衡是为了化解文化冲突,比如权利主体间的文化冲突、组织价值观认识冲突、问题选择倾向冲突等等。制衡可以通过价值协商与妥协、创设共同交流机制、创立民主协商制度、构建多元权力制衡机制等发挥作用[38]。 
  在制衡过程中要把握住几个核心要素。首先,要对亚文化进行合理扬弃,既要认识到亚文化中新的变革因子和创新带来的进步,也要看到它对大学组织主流文化侵蚀所造成的负面效应。对于不利于大学组织整体利益以及长期发展的亚文化应决然舍弃。其二,要对大学组织亚文化与主流文化进行批判性的审查与价值判断。如果学术组织所有成员都将市场化的社会需求作为大学的使命,那么又该由谁来对大学学生负责呢?这时需要有人对此提出一些批判性建议,他们或许不能改变市场化带来的影响,但至少能让传统的职能不被忽视。这样的“亚文化”群体是有积极效能的。其三,要创造适合不同文化主体进行交流的环境与平台。外在的制衡效用只能停留在表面,双方主体对彼此的理解和认可才是制衡的有效措施。其四,制衡过程中要敢于打破常规,就像米拉波所说的那样:“为了重建,必须破坏。”[39]对于亚文化与主流文化文化之间的冲突并不都是能通过“划江而治”得到解决的。其五,建立适合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动态制衡机制。冲突得不到解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各个利益主体的权利诉求得不到满足,多元主体参与机制能够保障不同群体的利益都能够得到体现,也能对其他群体过大的权力起到一定制衡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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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Subcultural phenomenon prevalent among the academic organization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dialectical view of academic organization subculture is conducive to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ubculture not only represents the differentiation of organizational activities, but also implies a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cial power, social and political structure is a deep contradiction of some kind of expression. This is due to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market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due to the economic system, university policy, university scale,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other factors should be changed, and this is also a kind of instinct to adapt to the market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 
  Key words: academic organization; academic organization culture; academic organization subculture; higher education marketization 
  (責任编辑:刘新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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